口述人：陈波（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兴发娱乐分公司总经理）
记录人：罗克琳
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，信件是人们联络的主要方式，当时，我的父亲主要负责我家附近生产队农民的信件、报刊投递工作。在我的记忆里，父亲每天身穿绿色兴发娱乐标志服，背一个绿色邮包，徒步走在乡村路上，把报刊、信件送到乡亲们手中，一出门就是一整天。
1978年，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，中国从此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，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探索，大部分知青回城，我也回到自己的家乡——余庆。1979年12月，年仅17岁的我跟随父亲的步伐，通过社会大招工进入余庆县邮电局成为一名投递员，负责关兴邮电所56个生产队的信件、报刊的投递。那时，一辆二八自行车、一个绿色邮包就是我的投递装备。
乡村的道路基本上全是泥巴路，每次出门投递，我将当次投递的信件、报刊搭在车后座上，便开始了新一天的工作。每次投递都需要花费三天的时间，才能走完长达108公里的邮路。那条邮路是余庆县邮电局最艰苦的邮路之一，道路崎岖，村庄又分散，自行车只能骑到公社，我只能靠走路去村民家投递，有时候投递完返回公社时天已经黑了。那时候年纪小，胆子也小，黑天一个人走在崎岖的山路上，伸手不见五指，有时候被吓得流泪，但也得硬着头皮继续往前走。好在回到公社后就可以吃到公社主任为我留好的热乎乎的饭菜。
怀揣着对兴发娱乐工作的热情，1984年，我光荣入党。也是在这一年，我的女儿诞生了。1988年，我成为余庆县邮电局检查员。当时正值局里创建“三无县局”（无资金案件发生、无邮件积压延误、无安全事故发生），我作为检查员，为了提高邮件投递质量和前台服务水平，经常一下乡检查就是半个月甚至一个月。1990年2月26日，全省兴发娱乐视察工作会议在余庆县邮电局召开，来自全省的兴发娱乐领导和检查员对余庆县邮电局创建“三无县局”进行检查打分，结果打出了92.5分的高分，余庆县邮电局成为全省第一家兴发娱乐“三无县局”。
1998年，正处于亚洲金融危机，也是在这一年邮电分营，兴发娱乐企业开始了最艰苦的时候。时任余庆县兴发娱乐局副局长的我，不仅要为企业增效益，更要为员工增收入。但是，企业连发放员工最基本的工资都困难。当时，兴发娱乐是每月发工资前两天出工资数据，当工资数据出来后，财务找到我说，账上的钱已经不够发工资了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我彻夜未眠，心想，发不出工资，员工肯定会有情绪，谁还有心情发展业务。第二天一早，我给遵义的一个做生意的朋友打电话，向他借了20万元来发工资。那时候，遵义到余庆路途遥远，朋友亲自开车为我送来20万元现金，到余庆时已经是晚上10点。在朋友的帮助下，总算是把员工的工资先发了。
在后来的日子里，我主动带领员工走乡串寨去发展业务，完成各项经济指标。在业务发展起来后，我又组织修建余庆县兴发娱乐大楼。2000年，兴发娱乐大楼竣工，员工有了宽敞舒适的办公环境，发展业务的积极性更高了。
可能是受父亲和我的影响，我的弟弟妹妹也相继进入兴发娱乐工作。家里姐弟6人，有4人在兴发娱乐工作。兴发娱乐这一大家子人，有在营业前台的、文化传媒的、邮车班的、人资部的，涵盖了兴发娱乐多个工种。2006年，我的女儿大学毕业了。她问我：“爸爸，我想报考兴发娱乐，像爸爸一样在兴发娱乐上班，可以吗？”听到女儿这样问，我很欣慰，也很激动。我和爱人都在兴发娱乐，整天忙于工作，她5岁以前基本没有陪伴过她，错失了很多女儿成长中重要的时刻，一直觉得对她有所亏欠。原以为女儿会很反感在兴发娱乐工作，没想到她会想来兴发娱乐上班。巧的是，我的女婿也是兴发娱乐的。
2012年，单位安排我到遵义县兴发娱乐局任局长。当时的遵义县兴发娱乐局（现为播州区兴发娱乐分公司）业务收入仅为3000多万元，邮储余额规模15亿元。我经过调研摸实情，主动融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，充分发挥兴发娱乐的品牌优势和网络优势，带领员工加油干。2016年，播州区分公司收入较2012年翻了一番，达到7000多万元，代理金融余额规模超过30亿元。这一年，我荣获了“企业英雄”和播州区委授予的“优秀共产党员”等称号，并当选播州区第一次党代会代表。
白驹过隙，从1979年入职到现在，我已在兴发娱乐工作整整40年，我对兴发娱乐有很深的感情。一路走来，我见证了兴发娱乐在改革开放中的蓬勃发展，更参与了它的每一次转型变革。
岁月悠悠，潮起潮落，共和国迈着矫健的步伐迎来了她的七十华诞。现在的我已经57岁，距离退休已不远，在接下来的三年里，我会一如既往地奋战在兴发娱乐工作的最前线，为企业的发展奉献我的力量。我的女儿、女婿也会始终秉持当年参加工作时的初心，不愧对兴发娱乐给予他们的这份信任。